第1章

十二月的上海，雨时常下得淅淅沥沥。

上海这种冷不像北方那样直来直去，那冷是裹挟着水汽往衣服里渗，让人由内而外地打着寒颤。

我坐在只有十五平米的合租房里，手里夹着一根利群。烟草的辛辣味在密闭的空间里弥漫，和角落里还没来得及扔掉的外卖酸馊味闷在一起。

窗外的霓虹灯在雨水的投射下变得光怪陆离，这些繁华都属于别人。

而我在这个光鲜亮丽的都市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后，终究迎来了一场场的溃败。

就在三天前，我失去了我的工作。

我还记得那天下午的场景，落地窗外的云层很低。

冷气十足的会议室里，人事部那个平时总爱涂着大红色口红见人就笑的HR主管徐姐，面无表情地将一份解除协议书推到了我面前。

“王想，由于公司战略调整，整个华东区的线下营销业务线都要被裁撤。这和你个人能力无关，是整个大环境的趋势。”徐姐这句话明显已经对很多人说过。

我看着那份协议上冷冰冰的字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

一年了，作为一个从不知名二本营销专业毕业的应届生，我在这家公司里像条狗一样地拼命。

为了拿下一个连锁便利店的渠道，我曾经在人家采购经理的楼下淋了几个小时的雨；为了赶一份策划案，我连续熬了三个通宵，喝下的咖啡多得让我心悸。

我以为只要够拼，总能在这片寸土寸金的洋场里扎下根来。

说回我吧，我这人遗传了我妈的基因，长着一张在这个社会上算得上讨喜的脸，大学室友总调侃我这张脸加上181的身高和常年运动的身材，不去傍个富婆简直是浪费。

但我骨子里带着莫名其妙的清高执拗，总觉得靠自己双手拼出来的才踏实。

但是现实却像是一记耳光扇在了我的脸上。公司调整业务线的时候，像我这样的小员工被划掉就划掉了，没人会多问一句。

我没有去争辩什么，在这个城市，体面往往比真相更重要。

我默默地签了字，拿着那点微薄的补偿金回到了工位。周围的同事都在假装忙碌，每个人都在明哲保身，连一个同情的眼神都显得奢侈。

我找了个废弃的纸箱，把桌面上少得可怜的物品塞了进去，抱着纸箱走出公司的那一刻，冷风卷着雨丝扑面而来，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曾让我充满斗志的高楼，觉得它像一座墓碑。

老天爷还嫌不够。

抱着纸箱回到合租房时，已经是晚上八点。

推开门迎接我的是两个大号行李箱放在地上，女友林夏正在默默收拾衣物。

林夏是我大学校友，我们在一起两年了。

她学的是会计，毕业后在一家代账公司做小职员。

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城市里，我们曾无数次地依偎在这张床上幻想着未来的蓝图，在郊外买一套小两居，买一辆十几万的代步车，周末去西岸看展……

但梦想这东西，最怕的就是柴米油盐。

听到开门声，林夏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

她今天化了很精致的妆，穿着一件我以前没见她穿过的风衣，但是这风衣的牌子我认识，大抵是我一个月的工资。

“王想，你回来了。”她的声音没有惊讶，像排练了很久的疲惫。

我看着地上的行李箱，又看了看手里的纸箱，那一下我什么都明白了。“要走？”我干涩地吐出两个字。

林夏看了看我怀里的纸箱，眼神满是错愕，但很快又被冷漠掩盖了下去。

她苦笑了一下，自嘲地摇了摇头：“看来，我选今天走，还真是挑了个好日子。”

“能不走吗？”我放下纸箱想要去抓她的手。

她往后退躲开了我的触碰。就是这举措，像一道看不见的沟把我们隔开了。

“王想，”林夏转过头看着窗外，“我们毕业这么久了，每天挤在一个连独立卫浴都没有的合租房里。每天吃着外卖，算着水电费。我真的累了，你看你现在连工作都没了，上海的首付你要攒到哪辈子去？三十岁？还是四十岁？”

“我会重新找工作的，我手里还有一点客户资源……”我想辩解，但连我自己都觉得这辩解苍白无力。

“然后呢？”她偏过头眼眶有些发红，“继续拿着底薪加提成，每天给别人赔笑喝到胃出血？算了吧，我们都认清现实好吗？你的那些营销理论，在这个吃人的城市里根本一文不值。爱情是需要物质垫底的，没有钱的爱情，就像一盘散沙，都不用风吹，走两步就散了。”

我沉默了，我反驳不了。在这个动辄几万一平米的上海里，我的自尊心和我的银行卡余额一样，轻薄得可怜。

“我走了。”林夏拉起行李箱，“钥匙我放在鞋柜上了。祝你……以后能过得好。”

门关上后房间里空得厉害，我就这样站在原地，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两腿发麻，然后跌坐在地板上，从口袋里摸出烟。

点好烟吸了一口，辛辣直冲肺里，呛得我咳嗽起来，眼泪不受控地流了满脸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哭那段死去的爱情，还是在哭自己那一败涂地的自尊。

接下来，我在这间房里度过了浑浑噩噩的三天。

饿了就煮一包泡面，渴了就喝自来水，我不敢看手机，害怕看到前同事们的虚情假意，更害怕看到林夏发朋友圈秀她新的生活。

直到第四天的傍晚，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胡子拉碴眼窝深陷的男人，胃里一阵翻腾。

我不能再这样烂下去了，上海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，它就像一台榨汁机榨干了我的青春和梦想后，把残渣无情地倒进了下水道。

我拿出手机买了最近一班绿皮车的硬座票，目的地：四川宣汉。

那里，有我的家。更准确地说，那里有我妈，和我妈守着的那家包子铺。

收拾行李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，除了一些换洗的衣物和那张已经磨损的毕业证，我什么都没带。

我把出租屋的钥匙留在桌面上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经承载过我虚妄的地方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冰冷的雨夜里。

……

上海南站永远是那么拥挤，哪怕是深夜，候车大厅里依然人声鼎沸。

提着蛇皮袋的农民工，背着双肩包的大学生，神色匆匆的异乡客，所有人都像是在逃离，又像是在奔赴。

我找到了自己的靠窗座位，对面坐着一对中年夫妇正疲惫地靠在一起打盹。

“哐当……哐当……”

伴随着一声汽笛声，老旧的绿皮车缓缓驶出站台，窗外的景色开始向后奔跑，黄浦江两岸璀璨的灯火渐渐被黑夜吞噬，换成了大片大片的田野和偶尔闪烁的灯火。

我的头抵在玻璃窗上，随路轨节奏的摇晃，心里的抽空感在驶离上海的那一刻，终于到达了顶峰。

二十三岁的我一无所有，落荒而逃。

在半梦半醒之间，那些被我封存在记忆的画面，如同老旧的胶片一般开始在脑海中一幕幕地放映。

我就这样想起了我爸。

我对我爸的记忆，其实已经很模糊了。大部分的印象，都停留在一年级那个雷雨交加的夏天。

我爸当年是个木工，手艺十里八乡都有名。

后来为了多挣点钱，常年跟着外地的工程队包活搞装修，几个月才回一次家。

每次回来，他都会带着一身木屑的味道，用那满是老茧的粗糙大手把我高高举起，那是属于那年代手艺人表达父爱最质朴也最笨拙的方式。

然而，那也是一份赚血汗钱的苦差事。

那天天黑得像锅底一样，闷得让人透不过气。

我正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写作业，几个浑身是泥，神色慌张的工友闯进了我家，面色惨白地跟我妈说着什么。

我当时还不懂他们说的话，只看到我妈手里的扫帚突然掉在地上，整个人像枯木似的瘫软了下来。

原来工地出了事故，为了赶工期工人们冒着大雨在外面干活，外墙的脚手架因为地基泡水塌了，我爸当时正站在五楼高的地方钉模板，连人带架子直接摔了下来，人当场就没了。

葬礼办得很简陋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失去顶梁柱的家庭连悲伤都要精打细算。我穿着不合身的孝服跪在灵堂前，看着我妈。

她哭得几度昏死过去，喉咙都哭出了血丝，那一道道撕心的哀嚎声，如今仍然在我的噩梦中回荡。

那些来吊唁的亲戚邻居，都在摇头叹息，说我们这对孤儿寡母以后的日子可怎么熬，甚至有人劝我妈趁着年轻赶紧改嫁别拖着我这个累赘。

但我妈没有。

在头七过后的那早上，我起床上厕所，看到我妈坐在院子的水井旁用井水洗脸，水珠从她脸颊滴落，然后她站起身，拍了拍自己的脸颊，眼神中原先的空洞迷茫消失了，换成了坚韧的眼神。

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见我妈掉过一滴眼泪。

我妈叫叶萍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四川女人，她今年四十五岁了。

但在我的记忆里，岁月像是对她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。

四川女人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，长得很白，并非用化妆品堆出来的苍白，实际是一种带点健康光泽的白，即使常年在热气腾腾的环境中劳作，也遮掩不住她底子里的好气色。

她的身高一米六二，骨架很小，是个标准的娇小身段，年轻时，她长得很俊俏，瓜子脸丹凤眼，眼角还挂着一股天生的媚意。

即便到了现在，只要稍微收拾一下，走在街上相信还能吸引不少男人的目光。

可是，自从我爸走后，她就把自己封闭起来。

为了养活我，为了供我读书，她掏空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，又厚着脸皮借了些钱，在老街的十字路口，盘下了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店面，开起了一家包子铺。

我妈总爱穿那种大得有些夸张的衣服，小时候我不懂，还问过她为什么不买几件合身的衣服穿。